蒙古族医学是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是蒙古族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色，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蒙古族人民早巳知道正骨术、针灸、刺血等疗法。从成吉思汗13世纪初建立蒙古帝国，一直到16世纪中期，蒙医药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不断总结原来医学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骨伤外科、饮食疗法、药物方剂、寒热理论、传统正脑术等临床经验和医药学理论。元代饮膳太医
忽思慧的
《饮膳正要》一书中，就有相当多的蒙古族饮食疗法，如用酥、奶等制成本民族常用的食疗方。蒙医学还吸收了一些印度、藏族医药学的内容，同时也吸收了汉族医药学的成分，使其不断发展。到了清代仍有不少蒙古族医家著作问世，蒙古文《普济杂方》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并刊刻的。
蒙古文《普济杂方》为高世格搜集编写。高世格（1804-1876年）集阿拉善和硕亲王旗下梅林章京、翻译家、教师、医生、文学家等多重身份，通晓蒙、汉、藏、满四种语言文字，培养了很多后来比较有名的人。其著作有《钦定万年历及择吉金鉴》（译著）、《新译万能玉匣记》、《观音菩萨五枚金钱课》（译著）、《圣谕广训》（译著）以及高世格手稿（手抄本，各种治病药方汇集，共226页，现存阿拉善盟蒙医研究所）以及一些诗歌，如《阿拉善赞颂》等。
高世格自幼学习蒙古医学，将掌握的医学理论用于行医实践。同时研究中医方剂，搜集整理民问单方、验方。《普济杂方》即是其编著的一部民间单方、验方书。全书整理概括了临证各科常用方剂及简易治疗方法，其内容涉及头脸、眼、牙、耳、鼻、口、舌、咽喉、妇女、儿童、外科、刀伤、狗蛇咬伤、中毒、瘟疫、六腑等16科的治疗，计250余种方剂，并附有藏、蒙、汉三种文字的药名表，用满文来标注药名的汉文读音，便于不懂汉字者利用。
书中有蒙汉文“新译普济杂方序”。汉文序言称：“大清同治十二年吉月日，御前行走阿拉善和硕亲王旗下梅林章京高世格，情因略识汉字，自各便方内择取有验速治杂病方指要，翻译蒙古字语，刊刻成本，将版交给东西庙摆卖新旧满蒙汉书之萧姓收存，印本发卖。为此谨告咸知矣。”蒙古文序言大体可翻译为：“多次转世之活佛，在阿拉善旗内享誉维宗沙布隆者，明智喇嘛有言：选择汉译良方，杂病速效易治，编著蒙文医书，京城木刻出版。病人得知药方，解除疾病痛苦，此恩必有好报，享福如同海洋。”由此看出，高世格是在维宗沙布隆喇嘛的提议下编写这本书的。《普济杂方》中除少部分是汉族民间单方外，大部分则是他亲自搜集整理的蒙古民间流传的单方、验方。
《普济杂方》约于咸丰至同治年间编撰，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北京刊刻成书。此书在宣统元年（1909年）曾重印，后多以手抄本形式流传。据《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目前国内所存的蒙古文《普济杂方》有五种不同版本，即同治十一年（1872年）刻本，清宣统元年（1909年）北京重印本，清末毛笔写本，清代刻本，民国时期毛笔写本等，共有12部。其中缩微胶卷2部，纸质文献10部。
《普济杂方》撰成至今已有100多年了，在蒙古族医学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中的蒙古民间药方为今天的蒙古族医学研究提供了最基础的、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