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堂修葺后店面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山东人孙振兰（人们称其为孙老道），用多年苦心经营积攒的钱财，在前门大街鲜鱼口胡同里的长巷头条北口挂上了“长春堂”的字号，形成了前店后厂，自制成药，加工药材和饮片，开始固定经营，结束了游方郎中的生活。老长春堂以经营人们喜欢的闻药为主，3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先后在鲜鱼口一带开设了长春堂印刷厂、长春堂棺材铺、庆丰饭馆、油盐店、亿兆百货商店，又在东晓市开有东升木厂，在地安门开设了仁和堂药铺，连同外地分号，总共有八个店铺。当时的掌柜张子余被北京商界称为四大巨子之一。

遥想民国初年，国力衰弱，列强军阀争战不已，洋货日货充斥市场，其中日本的祛暑药“仁丹”和“宝丹”在中国大肆宣传，几乎每个城镇的大街小巷都贴有仁丹广告。 为了抵制日货，长春堂的掌柜张子余先生和药师蔡先生通力合作，在原避瘟散的基础上开发出紫、绿、黄、白四种不同颜色的新剂型避瘟散，不同颜色针对病人的不同症状。

长春堂避瘟散八卦形小盒

新型避瘟散是装在一个八卦形的小盒内，打开盒盖，用指头蘸上一点往鼻孔里一揉，深吸气，立即感到一股清凉气息由鼻而入，沁人肺腑，周身舒畅、清爽。

避瘟散印刷包装纸、使用说明和宣传广告

除了剂型，他们还完善了与生产配套的印刷厂，专门印刷包装纸、使用说明和宣传广告，开设了铸造锡制八卦药盒的生产车间，形成了采购、制造、包装、销售一条龙的生产规模，有效地抵制了日货，占领了市场。到30年代，年产量已达到250万盒，不仅行销国内，还销往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东南亚国家。那时京城的大小百货店、小杂货铺、茶叶店等都代售长春堂的避瘟散。

但到了日伪时期，长春堂劫难接二连三，先是日本宪兵队绑架掌柜张子余，令其家属以200两黄金赎身。接着，长春堂失火，工具、药材付之一炬，不禁有"鲜鱼口内薄何香"之叹。当时不仅自家损失，因火势蔓延到华乐戏园和富连成科班的戏衣箱，加上各方面的勒索，长春堂又赔了20多万元的损失费。后来国民党将张子余关押了9个月，又以300两黄金赎身。新中国成立前，长春堂已是满目疮痍。

建国后，长春堂获得了新生，药店从鲜鱼口内迁到前门外大街路东，扩大了门面，改进了生产，扩展了业务范围，随着前门商业大街的繁荣，长春堂的业务量不断扩大。在避瘟散、太极丹停产以后，参茸则成为长春堂的招牌。

进入90年代，长春堂药店不断发展，对房屋进行翻新扩建，建成了地上三层、地下一层 ，具有民族风格、雕梁画柱的新营业楼，于1996年6月18日重张开业，成为前门商业大街的新景观，还被国家授予“中华老字号” “北京市旅游定点商店”等荣誉称号。开张当天，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前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前北京市领导段君毅、焦若愚亲临现场，为长春堂201周年重张开业剪彩；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先生为长春堂留下墨宝：“作好药品供应，为人民健康服务”；崔月犁先生的墨宝 “中药是中华国粹，要努力发扬光大”；这极大地鼓励了新一代长春堂人。他们决心继承发扬老字号的优良传统，重树店训“与人为善，正道而行”，积极发掘中医中药的遗产宝库，以饱满的热情、周到的服务，迎接海内外八方宾客。